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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丈夫 我的蜜月******

范瑞娟(1957年2月)

　　1月1日，这是个多么令人喜悦的日子。旧的过去，新的来临了。我和伯鸿就是这一天结婚。

　　结婚的前几天，我们要到区人民委员会去登记，临去之前，我和他开了一个玩笑。我对他说：“结婚登记处的人为了执行婚姻法，对于男方询问得特别详细，你要小心准备了。”他却若无其事地说：“一切事情都可公开，既合法又合道德，不用愁虑。”我笑了笑告诉他：“人心难测的，就有这样两位青年男女，他们交往了一个时期后，到政府去登记结婚。登记处的人问女方结婚是否自愿，女方没有表示，急得男方满头大汗。最后女的摇了摇头，登记就没有成功。假如我们的事我也摇摇头，看你怎么办？”他调皮地说：“你要会摇头的话，祝英台就不会为着真正的爱情去牺牲了。”我不由得大笑起来，我知道他这句话是因为我经常扮演梁山伯而说的。

　　新房里的重逢

　　结婚，事先没有通知别人。可是，那天上海越剧院的朋友都来了。演夜场的，下装之后还赶到我们家里。尽管我们准备了吃的和玩的招待他们，可是总有一点不放心，因为院里有好些人是闹新房的能手，尤其一个做音乐创作的朋友不好办，只要他在场，非要把人闹得够受不可。为此，在新房里真叫我又喜又怕。可是，事件的发展又往往出人意外，当我担心的那位先生随着众人拥进了新房之后，伯鸿和他都怔了，原来他们是分别了8年彼此不知下落的老朋友。由于这个意外的重逢，这次闹房得以安全度过，我们在大家的要求之下合作穿了针，互相喂了糖，报告了恋爱的经过之后，大家就放过我们了。

　　袁雪芬、傅全香都要送礼，被我阻止了。但送礼的人还是有。最有趣的是我的文化老师，她送给我们一对花烛。这对散放着柔和光彩的花烛，给我们的新房里增加了不少喜悦气氛。当最后一个贺喜的人离开之后，它仍旧燃烧着，按照婆婆的意见，靠近烛台的墙上，悬着一个福禄袋，因为找不到铁剑，我把那把跟着我受尽风霜在舞台上用的铁剑配在上面。

　　有缘千里来相会

　　“有缘千里来相会，无缘对面不相逢，”这是伯鸿刚才回答闹房者的话，它却一直在我心头萦回。我和他在相识之前，已经有了长时间的通信。他的妹妹是我的朋友，通过她使我对伯鸿的家庭，以及他幼年时代的生活，有了透彻的了解，真像我们在一起长大的一样。去年9月，我们第一次相见，不知怎的，自此以后，他的形影深深地刻在我的心头，再也移不掉。终于我和他结成了终身伴侣。

　　对于婚姻问题，我过去的确不打算考虑的。准备趁自己年轻把自己演戏所得积蓄点钱，将来隐避到乡下去度过艺人在旧社会都不可避免的悲苦的晚年。但是，中国解放了，一切都变了。对于整个社会，我由痛恨而热爱，我爱一切，第一次感到生活意志的旺盛。现在，艺术成了我的生命，我要把我的一生，献给祖国的艺术事业。

　　在蜜月里

　　结婚之后，我们到苏州去游玩了几天，然后在上海度过了蜜月。在这些日子里，伯鸿仍到中国青年报上海记者站工作，我每天也到越剧院去。早上，伯鸿知道我睡得晚，又是易被惊醒的人，他总是抱着衣服轻步走到外室去穿。晚上，我回到家里，他已经静静地坐在桌前看书了。他总是把他从书上看到的或者采访中遇见的“故事”一一讲给我听。有时候我们一起去观看越剧，回家以后，我要他提些意见，他却笑笑默不作答。怎么办呢？我就用这样的话去激他：“原来嘛，你对越剧是没有感情的。”于是他急了，不得不将他的意见原原本本地讲出来。他是爱好戏剧的，同时还爱好音乐。当院里正在讨论音乐问题时，我把我的看法提出来和他商量；也是这样，开头他总是默默无声，到后来才将自己的见解详细地发表。我们谈了很多问题，有融洽一致的地方，也有分歧。我们总是这样结束我们的谈论：“我们懂得太少了。”因此，我们有个打算，要大量地买些书，提高我们的业务、知识和艺术修养。

　　我的丈夫

　　我的丈夫是一个对生活并不十分计较、对工作却十分热爱的人。有一次为了添置几件衣服，我拿回几个呢料的样品，问他喜欢哪一种。不料他淡淡地回答：“任何一种都可以。”一个月以来我还不知道他喜爱什么菜，仿佛他什么菜都很爱吃。可是这却使我这个作为妻子的人有些踌躇了。他认为：“我们的生活比过去好多了，不能够因为革命胜利而得意忘形，奢侈浪费。”他平日总是和颜悦色的，可是有一次我见到了他严肃的脸色。我对报社记者约我写稿表示讨厌，认为这是一件麻烦事。他批评我这样是不对的，并要我认真地写好那篇稿子。我觉得他的意见很正确，终于把稿子写成了。原来他对自己的职业是非常敬重和热爱的，这也影响了我，如我曾经考虑过：“现在我演小生，将来演什么角色呢？”在这种问题面前，他是十分果断的，他表示，我应该将小生演到底。我也就决定这样做。

　　慈祥的婆婆

　　1月底，我离开上海赴东北演出。路过南京时，在那里演出了两星期。伯鸿的父亲在南京工作，于是我又有机会和婆婆在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。开始我很担心，婆媳关系不好是常有的事，我的婆婆不知怎样。可是没有几天我就感到我婆婆是慈祥而热心的人，在我演出时间，她经常等候我直到深夜，在我临睡之前她跟我总要喃喃地谈些心里话。我们谈得十分投机，计划着将来如何生活，使每一夜过得都很有趣。我的担心成了多余，很快地我从我婆婆身上找到了我已去世的母亲的温暖和母爱。离开南京的那天，我和婆婆真是难舍难分。眼泪从她老人家眼里流下来，我也哭了。只能硬着头皮背身离开。新社会是幸福的，我在这幸福的社会里又得到了幸福的家庭。可是，我也不能摆脱幸福中产生的苦闷。我觉得自己的才能太少了，我觉得人民给我的荣誉太大了，国家给我的照顾太多了，我担心自己会辜负他们。怎么办呢？我已经定了进修计划，决心不畏艰难努力。

　　(1957年2月)

中共二十大报告传递中国经济确定性******

　　(中共二十大·观察)中共二十大报告传递中国经济确定性

　　中新社北京10月17日电 (记者 王恩博)确定性，这个当今世界的“稀缺品”，大量体现在中共二十大报告绘制的中国经济蓝图中。提出一系列新观点、新论断的同时，报告也以诸多具有连贯性、一致性的表述，传递出关于中国经济的稳定预期。

　　“发展”的地位进一步明确。二十大报告提出，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。这与十九大报告中“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”的表述一脉相承。

　　幼有所育、学有所教、劳有所得、病有所医、老有所养、住有所居、弱有所扶，作为一个大国，中国发展中的各项目标都需要财力物力保障，这归根结底要以稳定而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为支撑。

　　2013年至2021年，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.6%，高于同期世界和发展中经济体平均增长水平。这一时期，恩格尔系数降低至30%以下，居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。正是经济实力的大幅提升，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成为可能。

　　二十大报告强调“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”，折射出中共对“发展”的重视一以贯之。“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”“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”等要求，则意味着中国经济将因应形势，不断改进发展“方程式”。

　　改革的方向也得到延续。“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”，连续两次党代会报告，这个表述一字不差。

　　十年来，中国共推出2000多个改革方案，涉及经济社会各领域，涵盖衣、食、住、行、教育、医疗、养老等各方面，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的改革任务总体完成，十九大以后部署的新改革任务接续推进。

　　如今改革行至中流，剩下的多是“硬骨头”。在推动科技高水平自立自强、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、防范化解风险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方面，尤其如此。

　　“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”“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”“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”……二十大报告中的改革相关部署，多落脚在亟待突破的堵点，以及微观务实的细节。

　　这将成为持续激活中国发展潜能的“钥匙”。中国国家发改委体改司副司长蒋毅表示，中国将用足用好改革这个“关键一招”，为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注入强大动力。

　　“开放”的决心有增无减。二十大报告明确“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”，在此前“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”的基础上，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。

　　过去十年，共建“一带一路”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，中国成为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，货物贸易总额居世界第一，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居世界前列，对外开放的平台更高、范围更宽。

　　随着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提出“稳步扩大规则、规制、管理、标准等制度型开放”“营造市场化、法治化、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”“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”，中国对外开放料将走向更深层次、更优格局。

　　这无疑是世界的利好。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何伟文认为，中国打开国门，面向全世界合作，将获得广阔发展空间，也将为各国合作共赢提供强大支撑。

　　“民生”的思维贯穿始终。“增进民生福祉，提高人民生活品质”，这个历来被中共视作工作出发点、落脚点的议题，在二十大报告中不出意外占据相当篇幅。

　　收入是民众最有感的关键指标之一。报告提出，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，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。“促进机会公平，增加低收入者收入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”的细致要求也被写入其中。中国的“民富”与“国富”已走上同一条轨道。

　　当然，随着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更加丰富、全面，“民生”二字不再是单一领域的概念，更演变成综合性、多向度的载体。由此，“实施就业优先战略”“健全社会保障体系”“推进健康中国建设”等任务，在报告中都得到具体阐述。

　　“治国有常，利民为本”，当保障和改善民生从理念到执行层面都得到更好贯彻，中国人的获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将更加充实、更有保障、更可持续。(完)

　　（文图：赵筱尘 巫邓炎）